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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9-10 16:33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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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近十几年来,全球贸易量取得了惊人的跨越式增长,而自由贸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也日趋尖锐。一方面,许多发达国家利用不对等的贸易和投资手段从发展中国家攫取大量战略性资源,却造成这些国家境内生态环境的严重失调;另一方面,一味地追求贸易扩张、资金积累和工业化又实际加剧了全球环境的恶化。环境效应对贸易的“挤压”性制约日益上升为国际贸易发展的焦点。在此背景下,引入环境变量,促进贸易策略的可持续性便成为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科学发展的必然之路。

  传统贸易理论与实践往往集中关注贸易量差、国家福利等方面,常常忽视环境这一重要变量,如以比较利益为基础的李嘉图理论及赫克歇尔-俄林(H-O)的要素禀赋理论均未考虑到贸易可能引发的环境外部性问题。依照这些理论,自由的国际贸易会实现帕累托意义上的经济效率,满足社会需求并增进国民福利。然而,这一观点只是在静态条件和未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才具有一定合理性,www.pps999.com,若加入贸易活动可能引发的环境负效应情况要复杂的多。研究和实践表明,一定条件下一国发展某些比较优势的贸易活动可能会给它国带来环境损害,如跨过河流上游国家砍伐森林以推动林业相关产品出口将造成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从而会严重损害下游国家出口型农业所依赖的环境,导致以邻为壑,破坏国际贸易发展的基础。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认为,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同产品和服务的交换有关的产品效应;同市场和经济活动扩张有关的规模效应;同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分布及强度有关的结构效应;同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有关的法规效应。所以这些效应均会对地区生态环境产生长短期的持续作用,进而反转影响贸易利益及国民福利。

  以出口为例,由于工业污染密度下降的可能性有限,而出口增长弹性却较大,负的规模效果常常要大于正的结构和技术效果,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一国过度出口往往对环境不利,如资源性产品的跨国贸易常常以资源不合理或过度开发为背景,野生动植物资源及矿产资源产品的盲目出口更极易破坏平衡的生态环境,而当代盛行的转基因产品贸易已日益被证实背后隐藏着不少环境风险。此外,从各国政府贸易政策来看,当今国际贸易中凸显的绿色壁垒、环境关税,一方面反映了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新形式,但另一方面亦侧面反映出不恰当的贸易活动将危害到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安全,危害到全球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自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增长极为迅速,出口依存度一直保持较高水平。但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出口创汇的单向需求促使我国出口实施了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数量型模式,所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触目惊心。

  就外贸出口而言,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受到破坏,一些生物资源因盲目、无节制的捕杀和开采,数量大为减少,相关衍生品质量下降,出口货源已经或濒临耗竭,如盲目出口野生动植物,破坏了地区生态平衡,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影响;还导致产区土地沙化、荒漠化;而名贵中药材出口对资源的破坏更为严重,某些地区人参、杜仲、天麻、砂仁等因采挖过度已濒临绝迹。

  矿物资源的盲目出口导致盲目开采,不仅因此破坏了宝贵的矿产资源,也使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一些矿物在选炼过程中释放出有毒物质或放射性物质,严重污染并威胁到环境和成品。一方面,资源密集型产品在生产过程中能耗较大,投入自然资源高于产出水平,使原本稀缺资源更加稀缺。另一方面,高污染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常具有不经济性,而这一类的产品,如化工、农药、制革、印染等出口却占全部出口额较大比重,尤其是一些外向型乡镇企业盲目开发高污染产品的出口,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隐患。

  国家统计显示,近年来我国进口商品中初级产品的总量在波动中减少,而矿物燃料、润滑油及其他有关原料的进口无论从绝对量还是从所占份额都在增加;尤其是石油天然气工业产品的进口正快速增长。自1993年起,中国由石油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随着油气需求每年的扩充,中国对国际原油市场的依赖程度加大。据国际能源署(IEA)最新估计,到2010年我国石油进口将达到8000万至1亿吨,净进口率达41%。这种趋势既对国内贸易产生巨大影响,也将加剧我国环境问题。

  进口氟氯烃和使用氟氯烃的空调器、冰箱等产品,加重了我国环境压力,尤其是国家淘汰此类破坏臭氧物质的难度。此外,进口化肥、塑料薄膜等形成了新的二次污染。特别是氮肥易使地面水富营养化,造成赤潮,使近海生态平衡受到威胁,而最终失去农业价值的塑料薄膜则在自然界中难以分解,形成白色污染。

  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地区以直接贸易形式向中国大陆转移废弃物的事件相当严重,2006年从美国、日本和香港入境的占进口总量的21.3%、7.8%和11.3%。另据报道,仅英国在2003年就向中国出口有毒废弃物36.2吨,价值约1155万英磅。这些有毒废弃物种类繁多,主要是有色金属废渣、电池、旧衣物,甚至含放射性废物,其再生过程已对使用地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

  此外,有些外国企业将国外淘汰的、严重污染环境的、禁止使用的产品及技术和设备以旧顶新、以次充好,通过投资方式转移进口至中国,这类投资实质上是有毒废弃物越境转移的另一种隐蔽方式,同样严重破坏了我国生态环境。

  实现我国贸易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恰当地引入环境变量,将环境因素纳入政府贸易政策规划的视域范围。在当代全球贸易环境经历深刻变化,“绿色浪潮”汹涌之际,环境效应对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紧迫。

  出口的规模、速度及质量关系到一国国际收支和产业竞争力,在当前我国出口面临持续性“刚性”顺差但总体附加值不高,频频遭受“绿色壁垒”及倾销诉讼的现实条件下,企业必须彻底扭转传统环境规避的贸易观,确立环境出口导向,将出口产品导入更多的环境质量因子,使之成为产品核心竞争力之一。政府及相关质检部门应积极引导各类企业将环保作为生产经营的重要价值取向,促使环境指标和其它质量指标一起构成优质产品的内涵,大力宣传彰显优质品牌中的环境优势,通过树立若干环境“标杆”型贸易产品带动相关产业部门的转型提升;此外,努力改善出口贸易商品结构,将环保产品提升为国家出口产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财政、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培植环境型规模经济,[2] 对出口型绿色产业的孵化发展尤其要给予特殊的政策扶持,努力形成企业与社会收集绿色信息、制定绿色计划、开发绿色产品、从事绿色营销、开辟绿色渠道、发展绿色消费的风尚。

  鉴于当代国际贸易中突显的环境标准效应,我国必须全面加强与国际环境标准管理制度相衔接的标准认证。首先,要积极推行ISO 14000国际标准认证制度,完整对出口产品从设计、生产到回收过程中绿色方案的施行步骤;其次,积极实施环境标准制,使出口产品在环境认证基础上扩大对环境标准的适应能力;再次,大力拓展与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在标识认证领域的合作,推进环境标识的多边认可,同时努力扩大标准制订层面的国际发言权,减少不合理的环境壁垒。

  进口是一国对外贸易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一极。受历史产业结构和传统贸易政策影响,我国贸易活动中一度存在“重出口轻进口”的倾向,对进口的战略性地位和发展层次的认识相对薄弱,进口中的环境观念更是鲜有涉及。2007年,针对贸易持续性顺差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国家商务部明确提出了“扩大进口、优化结构”的口号,同时将环境因素置于政策调整的视域范围,这对于全面理性地开展国际贸易具有重要意义。可持续性进口要求立足国家环境安全的战略高度,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生物健康标准积极引进环境友好型的产品、技术与设备,尤其要积极引进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环境产品如污染防治技术及设施,使之成为促进我国环境良性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建立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进口商品结构,坚决禁止有害废物的进口,对拆船业和废钢、废纸进口要实行专营;严格禁止有害于世界生物多样性的野生动植物的进口;严格管制有害于生态环境的商品进口;加快禁止消耗臭氧层的受控物质及其制品的进口。

  贸易类投资是我国吸引国外投资结构中重要组成部门,其主要用于以进出口为目标贸易产品的开发、生产、加工外销,受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在该领域吸纳的外资量近年来不断呈快速增长之势。着眼于国内现实,在今后的贸易类引资过程中,我国应将环境要素置于更为突出的位置,严把引资关口,鼓励引导外资投入到有利于环境效益提升的产业和产品生产中,如清洁能源、交通、农业、有机食品、生态林业、绿色包装等,大力加强企业环境成本的核算,更加关注环境与外资的协调,更加着力提高外资使用的环境效益,、促使我国贸易类引资向内涵型、集约型、环境友好型方向转变。

  国际贸易活动中对环境的漠视并引发的诸多环境问题很大一部分源于环境的公共性特征、企业没有将环境成本置于其生产经营总成本框架中,缺乏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激励和动机,导致高消耗高污染、私人成本较低而社会成本较高的产品在高额利润刺激下盲目发展,现代税收制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失。经济学理论及西方实践表明,市场经济下税收具有有效的杠杆调节效应,环境税是纠正市场失灵,消除外部性,促进环境良性发展、引导企业从事环境标的生产和经营的有益税种。[3] 着眼于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我国应尽早启动环境税收制,从重点污染源和易于征管的课征对象入手,按照产业特点分门别类征收级差性税收,对不利于环境贸易产品的生产、经营尤其要加强环税调控功能,以促使环境成本内部化,鼓励企业大力发展“清洁生产”和“绿色贸易”。

  据经济预测,2010年全球环境贸易将达6000-10000亿美元。面对这一趋势和现今我国环境贸易现状,若有重点地选择基础条件好的地区发展环境产业,建立环境贸易基地,则可以创造成果,积累经验,辐射国内外,从战略上推动环境贸易发展的大局。鉴于各类经济开发区日益成为我国进出口贸易生产企业大量聚集的现实,政府应积极加快区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进程,推动环境贸易示范区建设。要建立开发区贸易条例法规,制定绿色-有机产品贸易管理法,全面推广ISO 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取消限制类污染密集型产业和项目的优惠政策,鼓励可持续型贸易企业落户并给予特殊优惠,如退税扶持、保证优先进出口经营权、为出口信贷和产品认证设立“绿色通道”等;要建立贸易与环境信息反馈中心和数据库,收集、跟踪国际及我国主要贸易对象国相关有影响的环境措施,整合职能部门、行业协会、专家学者对区内环保体系进行研究评议,逐步形成开发区资源与环境商品化、价格合理化、消耗资源与破坏环境有偿化的良性机制,推动企业对外贸易经营的可持续之路。

  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亦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可持续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我国应积极加入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双边及多边谈判,利用WTO舞台努力促成相关贸易与环境协议的达成;在环境检测方面,力争使部分资质佳的专业检验机构通过国际认证并获取可直接颁发国际绿色通行证的权威授权,成为有关国际组织的正式成员。[4]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有责任推进国际有效合作,防止任何严重退化或有害人类及生态环境的活动迁移转让至第三国,尤其严防发达国家通过贸易渠道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密集型产业和产品,维护发展中国家合法权益。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面对国际贸易的环境因素,我国既要适应绿色条款,积极调整产业政策,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也要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抵制发达国家制定的不符合相关国际规范、借环境之名搞事实上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坚持为环境目的而采取的贸易措施不应当成为国际贸易中一种任意性歧视手段,绿色壁垒应遵循客观理性化原则和实施路径。[5]这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现有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客观认识环境标准及其应有的补偿机制,更好的促进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稳步发展。

  依照惯例,秘书长由各大洲轮流产生。因而,来自不同洲的秘书长都会带有一种“本洲意识”,并可凭借其对本洲的了解,在本洲事务的解决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如德奎利亚尔对中美洲冲突的调解,加利秘书长在中东问题上的作用以及安南秘书长对非洲的“特殊关注”。用安南自己的话说,在他任期的十年中,作为一位来自非洲的秘书长,他“尽力发展和增进非洲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联合国必须更好地应对非洲的需求和期望。这既符合本组织的理想,也是本组织理应对非洲人民做出的贡献”。

  非洲和亚洲是联合国最大的两个地区集团,非洲有53个国家,亚洲有54个国家,但非洲和亚洲的情况非常不同。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从非洲的条件出发,积极推进联合国会员国对非洲的发展援助,帮助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维持和平和民族和解方面的合作,帮助非洲建立发展“新伙伴关系”,制定共同应对艾滋病的战略。为此,安南在任期间,设立了非洲专家小组、非洲顾问委员会等机构,提出了《从承诺到成果:推进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实施》等多项专门阐述非洲问题的报告。

  潘基文是自吴丹之后另一位来自亚洲的联合国秘书长,是中国重返联合国后的第一位亚洲秘书长。潘基文时代的联合国对亚洲和中国意味着什么,会带来怎样的机会或挑战?这一问题应该而且已经引起了讨论。

  中国一直坚持此次秘书长应该出自亚洲,相信亚洲人有能力当好秘书长。潘基文当选后,中国表示相信在潘基文秘书长的任期内,联合国继续将为构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繁荣的和谐世界发挥重要作用,也表示中国将继续支持联合国秘书长的工作。而潘基文当选后也一再感谢中国对其当选的支持,强调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和中韩关系的良好前景。从目前潘基文的表态以及他的个人立场看,虽然他不会在所有问题上总是站在中国一边,但在诸如大国关系、朝鲜半岛问题、联合国改革等一些重大问题上与中国的立场会基本一致。潘基文温和的政治立场、东亚文化取向以及对亚洲和中国的了解等都为他与亚洲国家和中国的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潘基文所使用的语言表达方式也更接近中国的习惯,例如他很喜欢使用“和谐”、“协商”、“合作”及“双赢”这类词汇,这些也是中国经常使用的词汇。这种文化上的接近有利于秘书长与中国的沟通。他灵活、务实、谦逊的态度也容易为中国接受。

  潘基文说他希望韩国更具有世界眼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成为联合国和平、发展和人权议程“最强有力的拥护者”。他特别提到希望韩国政府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援助,使韩国能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扮演非常关键的作用。秘书长对亚洲的关注显然不仅限于韩国。在中国经济和政治影响不断上升、世界将眼光转向中国的时候,作为亚洲地区唯一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与亚洲秘书长的合作不仅具有重要的地区性影响,也具有重要的全球性影响。

  对潘基文来说,过多凸显自己的韩民族文化会有狭隘民族主义的嫌疑,明智的做法是以亚洲文化作为自己的根基。潘基文也倾向于从亚洲文化中寻找支持,例如他喜欢使用“和谐”一词,喜欢强调谦虚谨慎、努力工作和以身作则的精神。他曾经用“太极”来解释处理外交关系所需要的技巧。可以相信,在潘基文任职期间,他会将更多的“亚洲因素”带入联合国,包括亚洲的政治文化和管理文化。同时,潘基文也会把更多的“联合国因素”带入亚洲。

  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对潘基文任期内的联合国与亚洲的关系抱有不同的期望。在离职前夕,安南在非洲论坛发表的讲话中说:“我相信,在由亚洲人担任的新秘书长领导下,联合国将借用亚洲的创造力、活力及团队精神来帮助非洲,对此我满怀希望。” 在发达国家看来,尽管亚洲与联合国的合作正日益密切,但主要国家对联合国的态度仍然是矛盾的,仍然坚持严格的主权观和不干涉原则,保持与联合国的距离。欧洲国家对中国和印度力量的上升感到担忧,担心在它们将钱用于支持联合国多边主义的时候,印度和中国通过联合国外的双边和单边行为,以更少的代价获取更多的利益。因而欧洲国家期望在一位亚洲秘书长的领导下,亚洲国家能和欧洲国家一样更热情地支持联合国框架内的多边主义,期望潘基文能在亚洲掀起对联合国多边主义的认真讨论,提升亚洲国家对联合国的重视和参与。

  另一种判断是,鉴于亚洲地区迅速崛起的经济力量,加上一位来自亚洲的联合国秘书长,国际权力中心和国际组织中心将进一步向亚洲转移。 潘基文的当选意味着“该轮到亚洲了”。虽然现在描述亚洲国家在潘基文任期内联合国中的作用为时尚早,也没有多少迹象表明潘基文能够在亚洲掀起一场关于联合国多边主义的大讨论,或激发出亚洲国家拥抱联合国的热情,但可以肯定的是,亚洲秘书长将为亚洲与联合国的合作提供更多机会,有助于提升亚洲国家和亚洲区域组织对联合国事务及全球多边事务的参与程度。中国不仅应该,而且也可能在亚洲秘书长领导的联合国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为此中国需要对联合国的未来作用和改革以及中国的联合国政策展开新的讨论。

  总之,联合国秘书长的个人作用是有限的,但如果把个人因素、领导变更对组织变革的影响考虑进去,作为一位新当选的、非联合国出身的秘书长,潘基文自然会给联合国带去一些新的变革理念和管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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